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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高考改革只能加快不能动摇
继黑龙江、 安徽等地放开高考户籍限制之后， 江苏、 山东等地先后表明异地高考方案出台时间。
但是， 备受关注的北上广仍然没有实质性的突破。
不可否认， 这些地区的改革操作涉及异常复杂因素， 同时， 观念上也存在严重分歧。
最近， “非户籍” 女孩占海特在微博上与人争议异地高考， 却被部分沪籍人士斥为“蝗虫” ， 要求其“滚开” 。
人有自由迁徙的权利， 绑缚在人身上的资源待遇自然应随之一起流动。
以高考来讲， 户籍限制要松动， 教育资源要公平配置， 考试招录要消除区域差别。
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一起呼吁放开异地高考， 并视之为教育公平的起点之一。
当然， 道理都会讲， 权利、 公平没有人直接否认， 但利益阻碍一旦多了， 改革面对的因素就越复杂， 改还是不改， 哪些地方可以先改， 哪些地方可以暂缓， 观念上又有了分歧。
分歧也从观点争辩转变为直接的谩骂， 以至于讨论异地高考权利的争取就被骂为“蝗虫” ， 被喊着要“滚开” 。
认识权利， 追求公平， 共识总在抽象的层面最先凝聚。
什么才是权利， 怎样才算公平， 不同的人又有不同的具体认识， 改革的刀子一动下
来， 分歧、 争议加大并被激化。
什么是权利呢？ 外地人要争取异地高考，即不受户籍限制而接受教育的权利； 一些当地人则要维持地方教育资源优势， 仿佛特殊优势成了习惯， 就被当作了权利的一种。
怎样才算公平？有人认为公平是实现国民待遇的无差别， 有人则认为人要区分为国民、省民、 市民， 不同的层次有不同的公平， 国家有国家的公平， 地方有地方的公平， 在哪里纳税就在哪里享受公平。
北广上是特大城市， 人们趋之若鹜， 城市资源承载力有限， 要放开异地高考确实不容易。
但现实复杂性在一些人眼里， 又似乎成了暂缓改革或者不加改革的托词。
改革有没有潜力， 有没有突破方向， 这没有被充分讨论， 一切问题仿佛只能依靠时间慢慢消化。
复杂因素， 越是被强调， 就越是弱化了改革的魄力， 也越是激化了分歧。
不同群体站在各自看重的问题上谈改革， 以问题设定立场， 解决问题的手段优先于价值上的考虑， 没有手段甚至就说明改革不甚合理， 至少谈不上紧迫。
以此来看， 有关北广上异地高考的一些观念分歧， 还是源于改革没有加压， 现实复杂性被过分强调。
放开异地高考， 方向既已确立， 改革就必须是刚性的。
这次改革虽然采取各地因地制宜的方式， 但改革主导力量始终在国家层面。
教育部给定了原则、 时间， 改革有着基本的底线， 不可能愿意改革的地方就能先拿出方案， 不愿改革的地方就为现实复杂因素阻碍了步伐， 以至于给定的最后期限可以不管不顾。
改革力度取决于国家能动性， 而不可能只靠地方的积极性。
现实复杂因素固然很多， 但越是这样， 改革就越应加码。
观念分歧当然不少，但正是因为改革力度弱化， 争议的核心焦点都没有围绕着权利、 公平，基本认识经常性的被曲解， 也无端制造了许多伪话题。
放开异地高考，改革正需要继续施压。
以官员财产公开开辟反腐新格局
广东省委常委、 省纪委书记黄先耀日前在接受南方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广东正分别在粤北和珠三角地区各选择一个县和一个区， 开展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并在一定范围公示的试点工作。
黄先耀还表示， 防止官商勾结、 权力寻租问题， 关键是权力公开要到位、 制度要创新、 监督要有力。
广东的干部家庭财产申报改革早已开启， 在顺德、 南沙等地已经开展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试点。
比如广州南沙新区的试点方案探索与房管、 出入境管理等部门实现信息共享， 能确保官员财产申报等有关信息的真实性， 避免官员财产申报自说自话。
这打破了官员财产申报的内部通报模式， 具有一定的突破意义。
如果广东的新一轮官员家庭财产申报试点继续扩大公开度， 将有助于改变当前流行的所谓“官场潜规则” ，改变官场生态。
公众对广东的官员财产公示改革试验抱有厚望， 主要也是因为前几波的财产公示改革命运多舛。
2009年1月 ， 新疆阿勒泰市纪委陆续把近千名官员的个人相关事项公布在网上， 在公示网站上可看到市委书记的工资收入、 各类奖金津贴等。
此举一石激起千层浪。
然而这些公示流于形式， 所公示的主要都是可以公布的合法收入。
即便如此， 也遭遇巨大阻力， 乃至于推动官员财产申报的阿勒泰市纪委书记吴伟平不得不经常巡回演讲， 给各地党政干部上课， 以期推动。
然而一年多以后， 因吴伟平因病去世， 此项被他寄予厚望的改革随之暂停， 几近夭折。
这不仅是吴伟平个人的悲剧， 也是改革的悲剧。
不仅是新疆阿勒泰， 浙江慈溪、 湖南浏阳、 宁夏银川、 宁夏青铜峡等地的官员财产申报公开试验也基本上陷入形式主义或悄无声息之中。
这些都说明， 官员财产公示改革动真格难， 非常难。
改革自古多艰辛， 改革家自古命运曲折。
为什么？ 因为改革就是要改变既有利益盘子， 改掉了人家的利益。
因此阻挠改革的人从来不少，他们会想千方设百计破坏改革， 让改革失败。
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制度之所以遭遇种种困难， 是因为如果官员的非正常财产被公开， 他们便可能遭遇官场险境， 从而其利益来源模式可能
终结。
从陕西省安监局原局长、 “表叔” 杨达才到广州番禺区城管局原政委、 “房叔”
蔡彬， 这些涉嫌贪腐的官员都是因网络曝光其个人及家庭财产而令纪检部门发现其贪腐线索， 并最终遭到查处。
越是如此，越是有大量官员反对公开其家庭财产。
十八大以后的中国反腐事业乃至于改革事业要有新格局， 必须在官员财产公开方面动真格、 动刀子， 只有顶住压力， 才能展现反腐、 改革的新气象。
然而， 喊口号相对容易， 真正执行起来却难上加难。
难的原因在于缺少执行者， 缺少支持改革、 愿意主导地方实际改革的改革者。
要想化解这一困境， 就必须对相关改革者进行政绩、 政治鼓励。
当改革者因相关改革遭遇体制内阻击的时候， 应当予以支持， 而不是落井下石； 当改革者因改革成功之时， 更应因这种成功而给予激励， 如此才能让改革者免除后顾之忧。
搞改革， 一定是会遭遇阻力。
但有阻力绝对不是不搞改革的借口。
国际上在官员家庭财产申报方面有多种成功经验， 没有道理唯独中国行不通。
在信息化技术日益发展， 每个人面前都有“麦克风” 的时候， 在日益趋向透明的政治文明建设征程中， 当官越来越难、 贪腐遭遇的监督越来越严格， 这是必然的方向。
广东的改革试验尚未全面开动， 过去四十天里已有五名重要官员因涉嫌贪腐而下台。
这让民众看到了希望， 也让党和政府赢得了民心。
让官场更阳光点， 没有什么可怕的。
我们应当推动全方位的监督，让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既能够履行廉洁自律的承诺， 也能接受包括舆论监督、 社会监督等在内的各种监督， 如此， 官场必然有新气象。
空谈误国， 实干兴邦， 在反腐败的战线上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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