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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科举制对唐诗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 唐代 科举制 诗歌
论文摘要:古人关于科举制对唐诗影响的两派观点皆不全面， 他们忽视了诗歌创作技巧以外的层面。
科举为诗人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注人真实的情感， 科举影响着他们的诗风，丰富了读书人的生活， 开阔其眼界， 增长其见识， 还提高、 巩固了文人的地位。
古人在论述科举制对唐诗的影响时主要有两派观点:严羽等人持肯定意见: “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 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
王世贞、 杨慎等则不以为然， 认为唐省试诗鲜有佳作，因而难以将以诗取士与唐诗之工挂起钩来。
两者孰是孰非呢?
首先， 严羽的观点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
因为进士科中杂文一项形成只考一诗一赋这个不成文的规定要到开元中后期， 而唐诗在“开元十五年后” 即“声律风骨兼备矣”。
因此历史的真相应该是唐诗繁荣的现象投射到了科举考试的内容中。
但诗歌这一专门之学的普及受益于科举考试却为的论。
省试诗为五言六韵或八韵的律诗， 且对声韵的要求极严， 历来指责进士试的奏议往往指出“进士以声韵为学”、“以声病为是非”， 这恰恰说明士子们至少可以通过练习作这类诗而熟悉诗的格律。
省试诗的词藻则要求“丽” 而“新”， 以“齐梁体格” 为标准， 那么， 语言的清新艳丽也就为士子们必须掌握的技巧了。
这两项虽然远远不能构成优秀的唐诗，但却不舍为学作诗的敲门砖。唐诗中五言律诗的数量最多就与省试诗的固定格式有直接关系。首联、 尾联点明题旨， 中间两联对仗工整， 这似乎成了唐人运用最为自如的诗体。
有了这一基础， 哪怕作不出好诗， 诗歌的鉴赏水平至少可以得到提高。
元棋在《白氏长庆集序》 中也记述其在浙东见到乡村学校的学童竞习歌咏， 学习他和白居易的诗歌。
这些都显示了科举为肥沃唐诗发展的土壤所作出的贡献。
这种社会文化氛围在汉魏六朝封闭垄断的选举制度下是难以产生的。
然而正如王世贞、 杨慎所言， 省试诗又有与讲究风骨兴味、 异彩纷呈的唐诗背道而驰的地方。诗者， 吟咏惰性也， 自有别材别趣。
而省试诗题目呆板迂腐、 规则死板繁琐， 又有诸多禁忌，当然难以展现诗人的真才实学和生动真实的性情， 于是就出现了全部唐代省试诗中只有一首半好诗的说法。
但严羽、 王世贞、 杨慎的视野毕竟都太狭窄了， 他们皆忽视了科举对诗歌创作技巧以外的影响。
科举作为唐代知识分子生活的重要内容， 为他们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注人了真实的情感。
简单地区分士子们因科举而产生的情感无非是喜和忧。
但或许是“穷而后工” 的艺术规律的作用， 与科举有关的挫折坎坷更容易激发士子们的诗情， 不少诗人诗歌风格的形成也与科举对他们命运的影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李贺短暂一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因犯父亲名讳而不得举进士;李商隐在得到令狐氏父子援手后才得以进士及第， 但这也为他日后身不由己地陷人党争埋下祸根; 杜甫 24 岁赴洛阳考试未能及第， 便经历了一段浪游齐赵的狂放生活，35 岁再次怀着“致君尧舜上， 再使风俗淳” 的理想到长安参加制科， 结果李林甫的一句“野无遗贤” 不仅使他和其他考生一起受到了愚弄， 也从此开始了他漂泊困顿的人生。
再看这些诗人的诗风: 李贺唾弃世俗经验、 日常规范， 沉浸在诡异、 神奇的个人世界中; 李商隐诗迷离朦胧、 缠绵徘恻的境界隐藏着诗人欲说还休、 寂寞无援的身世之感; 杜甫无缘为官， 却在诗歌领域独步千秋， 用血与泪铸就沉郁顿挫的诗风。
两相对照， 我们不难体会到形成他们诗歌独特审美风格、 艺术特色的某些必然。
毕竟人的审美趣味是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在心理上积淀的结果。
科举制还提高、 巩固了文人的社会地位。
随着进士身价的提高， 进士们除了可以位极人臣、 登显列常外， 在民间还享受到愈加豪华的待遇， 形成了一系列宴集游赏的活动， 如曲江宴、 杏园探花宴、 慈恩雁塔题名等等。
这些光彩夺目、 使得长安城万人空巷的活动对读
书人尤其是庶族子弟无疑是巨大的诱惑和动力， 对整个社会而言也形成了对文学、 文人崇尚艳羡的氛围。
在《唐语林》 企羡门中就有好几条因进士而发， 上至皇帝宰相、 下至落第士子概莫能外。
这种氛围渐渐滋长了奢侈浮华之风， 新科进士们常常目空一切， 连当朝权贵也敢于唐突， 以至于从武后朝开始就陆续有要求改革进士考试， 即减少空有声律对偶而与经义时务无关的文学考题的奏请。
安史之乱后这种呼声更高了， 代宗时， 以杨信为首的一批有名望的朝臣斥责举子们“投刺干渴， 驱驰于要津”、“露己物才， 喧腾与当代”， 并明确提出全面废止科举制， 切断一般士人“投滕自举” 的道路。
这个谏议最终因翰林学士答复“进士行来已久， 速废之， 恐失人业” 而未行。
科举与唐王朝兴衰的关系在此暂且不谈， 在这一事件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两点:一举子们用以干渴、 显露夸耀的无非是文学才能， 可见文学除了应付考试， 对士子们的社交扬名有多重要。
二经过将近一个半世纪， 以文取士的进士科已成为天下士子谋生的出路， 也是统治者用以稳固大局、 人心的手段， 要想冒然改变而恢复汉代以人品经业为重的乡举里选是行不通的。
当然， 这里还存在历史的积淀作用。
汉代的察举制以儒学礼教为重， 品藻人物重德， 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动荡， 儒学渐渐衰弱， 一个“人的自觉” 的时代到来了， 一部《世说新语》 展现了多少前所未有的自由奔放、 自然率真、 特立独行的个性， 这些个性又与超群绝伦的文学才华结合在一起， 塑造了一个世人向往的群体，“文的自觉”的时代也随之诞生。
从此， 无论是庙堂还是江湖， 文彩彪炳都成为品鉴人物的重要标准。
初盛唐的历代君主对文学、 文士也都宠爱有加。
这种深人人心的价值观、 人才观要人为强行扭转是不可能的， 所以， 终唐之世以诗赋取士的进士科虽然遇到重重阻力， 但最终还是延续了下去， 并将一大批杰出的诗人骚客囊人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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